作为一名女性连环杀手，艾琳·乌尔诺斯仍然是个稀罕人物。从童年受虐的经历被判死刑的真相，这部纪录片重新审视了她的生平与罪行。
创剧人尼古拉斯·温丁·雷弗恩和团队详细讲述了塑造坚忍女主的过程，以及创作黑暗童话版哥本哈根底层社会的点点滴滴。
塞琳娜·昆塔尼利亚——被誉为“德克萨斯音乐女王”——以及她的家庭乐队“塞琳娜与洛斯·迪诺斯”，从在十五岁成人礼上表演起步，最终发展到举办座无虚席的体育馆巡回演唱会。通过家庭私人档案中从未曝光的画面，记录了她一生的传奇和留下的遗产。伊莎贝尔·卡斯特罗带着对塞琳娜·昆塔尼利亚的深情致敬重返圣丹斯电影节（继2022年的《米哈》之后）。她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位歌手的热情、谦逊以及她与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。与她亲近之人的访谈揭示了她成名背后的付出与牺牲，而怀旧的家庭录像则将我们带回20世纪90年代，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巡演生活片段。这些家庭录像的温暖仿佛让我们与昆塔尼利亚一家坐在一起，亲身重温他们的旅程。卡斯特罗展示了塞琳娜的个人魅力和对表演的热爱，同时也为她的家人提供了空间，让他们能够庆祝自己的女儿、姐妹和妻子。无论是塞琳娜的忠实粉丝，还是刚刚开始了解她的人，卡斯特罗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体验塞琳娜的遗产，并让人们忍不住想要高唱《像朵花》。
稿紙糊成的文學朱家，孕育出嗜字如命的傳奇姊妹——朱天文、朱天心。這對姊妹雖同根共生，但各憑本事在稿紙格線攻城占地，建立起風格殊異的強大文學國度。 文壇傳奇姊妹，姝途刻畫人生。姊姊朱天文在內斂靜氣中帶有高度敏銳的感知力，繼承父親朱西甯的書寫態度，不斷試探文風的翻新與可能，是鍊字成金的先知女巫；因發表〈小畢的故事〉與導演侯孝賢結識並長年合作，文學創作牽引她跨足電影第二人生，劇作數度叩關金馬獎與各大國際影展。妹妹朱天心，一身俠氣、浪漫直率，高中時期寫就的《擊壤歌》是青春世代必讀的自由宣言，如野火燎原般燃起閱讀風潮；她筆下有都市街弄裡漫遊觀察的感觸，也聚焦社運參與、族群認同的議題，時間雖淘洗歷史，但她的記憶明亮，以筆刻下的都算數。 《我記得》由小說家林俊頴執導，以長年友人的貼身視角，紀錄朱家姊妹的成長軌跡，從桂花樹下的家作為記憶的場景出發，在此雙姝少年師承胡蘭成、廣交才俊創立《三三集刊》。鏡頭隨著她們的腳步移動，走訪鳳山眷村故居，渡海祭拜東京胡墓，談笑間分享對彼此作品的見解，也錄下她們穿梭街頭巷尾照顧流浪貓的身影。姊妹倆在片中毫無保留地坦露內心，展現文學成就背後，如同常人一般隨性親和、溫暖立體的生活光景。
宜家如何在低价和环保形象间取得平衡？每2秒砍倒一棵树的背后，是什么样的代价？一起来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十九歲的艾妲答應前往熟識男性的家裡晚餐。事情發生得很快，她並沒有抵抗。她的身軀已死去，靈魂早已分崩離析。 艾妲的故事結合了其他人的故事，縱使不太一樣卻又非常類似，從不同的角度觀看，一樣是骯髒不堪的故事，令人不可置信卻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。 「就如同我們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將至，但卻講另一種語言。我們介紹自己，卻告訴他人我們做了那些不善之事。」 貝托爾特·布萊希特 (Bertolt Brecht)，詩集1913-1958，第8卷 ══導演的話══ 2013年，在我的第一部電影結束放映後，有一位與我同齡的女性到我面前，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，事情是在九年前發生的，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。之後我們再次見面，她向我傾訴她在十九歲的時候，被一個她認識的男人，在同一個星期內性侵了三次。我對於她感到十分同情，卻也非常驚訝，在講述的經過，我才發現所有的一切都與我的想像差距很大，我以為性侵都發生在晚上，在無人的街道上，施暴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陌生人，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。 我將這個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，許多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有過相同的經驗，人數多到讓我腦子一片混亂，而且她們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經歷。我明白我從來都沒有重視這件事情的核心問題，我想要了解別人究竟對我們做了多麼惡意的事情，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「放任」他去做。 我沒有被性侵的經驗，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樣，成長的經驗都伴隨著如此的威脅，而且多次保持堅決態度，拒絕跨越那道線。當我十九歲時，我對於愛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，我的防線並不是這麼清楚，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樣的遭遇，遇到不對的人，我無法確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樣處理的這麼好。 我拍攝這部片的其中一個理由，就是確信艾妲的故事並非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，而是程度大到成為一種社會現象。當我在拍攝此紀錄片時，好萊塢製片哈維·溫斯坦事件還沒發生，我認為要讓大眾聽到像艾妲這樣被認為不夠符合被害條件，而能夠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難度的。拍攝艾妲這樣的故事有時候會有太大迴響，而且我知道紀錄片必須要成功傳遞訊息，而又不能隱藏其中的暴力，也不能扭曲她所經歷過的現實。 要如何將這樣本質上毀滅性卻又屬於私密的經驗傳遞出去，受到的影響將會是如此巨大，卻又是無法公開的秘密？因為我希望不要將真實經過拍攝出來，而流於軼事或說教，因此決定採用另一種劇情虛構的方式，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，寫出那個人所詮釋的內容。故事的結構安排希望讓觀眾能夠循著艾妲的敘事，無法在一開始就判斷出來她遭遇到何事，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，甚至「強暴」一詞到電影後半才出現，因為越晚陳述清楚她的經驗，這個詞彙越被隱藏在描繪的現實裡。 我選擇讓艾妲僅僅是陳述故事，希望讓觀眾能夠自己去拼湊這個女子的影像，可以全是艾妲的樣貌，又或者不是她，我希望這個女子的臉是虛構的、普世大眾的，讓觀眾從頭到尾去想像她的臉孔。通常我們的同理心的產生會與此人的性格有關，而較不是他究竟經歷過或說了什麼，甚至有幾段我嘗試了不同詮釋方法。因此，我希望觀眾也能審視這套自我投射的機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