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om the producers of 'Class of 92', Busby combines previously unseen archive footage with interviews with those who knew the man best.
李冰，一个因主持修建都江堰而被世人记住的人物，一个因民间传说纷呈而难以定义的形象。历朝历代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塑造出李冰不同的形象，都江堰的李冰父子雕像据说是最广为人知的造型。
城市隔著一條河流便能看見重建後的溪洲部落，但是許多來河濱運動的路人卻不知道，這裡有個部落。 族人搬家了，而搬家的距離只有100公尺。但這100公尺的路途之間，不僅跨越了歲月，跨越了背負違章建築的污名，更跨越了過去與現在派系的分歧，但通過儀式，最終讓他們找到了家的位置。而此時此刻移動的感受，就像阿美族語裡「Maro’ay to ko kerah」所說的，在潮汐之間有個安靜時刻，會讓海底生物找到自己的歸宿，自己的家。 張祖淼，一個沒有阿美族名字的人；他是溪州部落第二代，從小在都會長大；父親很早就在身處邊緣的溪洲部落替族人開設雜貨店，店名叫「新原民商店」；張祖淼從小看著河對岸的城市建築，從荒野到繁華；反觀溪洲部落舊址卻因為位置涉及行水區的安全疑慮，必須異地重建。 在政府策劃的「333」模式裡面，由政府負擔1/3經費，另由族人負擔2/3自籌款與銀行貸款的重建計畫裡面，族人被限制家屋產權歸屬部落，雖然這樣能達到「部落自治」，但從一開始家戶身份認定，就驅使原有的家族分散，「搬與不搬」接踵而來的派系分歧，也加深族人的分裂與矛盾。 於是這一年歷經建商不負責任逃跑，族人提早住入尚未完工的家屋，於是每年一度的豐年祭開始了，他們在華美的城市面前，用原始傳統的儀式，弔念過去一同抗爭卻已逝來不及見證「新家」的祖靈們。溪洲部落仍然維繫祭典的傳統，感念土地的靈魂，用原始的傳統儀式，重新凝聚修復過去撕裂的情感。因為他們都是這個家（部落）的一份子。 只是都會區的邊緣還有許多原住民部落，政府策劃的「333」模式，是否真的適用每個形成的河濱部落？
《影星杰凯利》的幕后摄制花絮。
从声名大噪的模特生涯到悲惨的死亡，这部纪录片以亲朋好友的视角揭示了安娜·妮可·史密斯的一生。
十九歲的艾妲答應前往熟識男性的家裡晚餐。事情發生得很快，她並沒有抵抗。她的身軀已死去，靈魂早已分崩離析。 艾妲的故事結合了其他人的故事，縱使不太一樣卻又非常類似，從不同的角度觀看，一樣是骯髒不堪的故事，令人不可置信卻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。 「就如同我們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將至，但卻講另一種語言。我們介紹自己，卻告訴他人我們做了那些不善之事。」 貝托爾特·布萊希特 (Bertolt Brecht)，詩集1913-1958，第8卷 ══導演的話══ 2013年，在我的第一部電影結束放映後，有一位與我同齡的女性到我面前，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，事情是在九年前發生的，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。之後我們再次見面，她向我傾訴她在十九歲的時候，被一個她認識的男人，在同一個星期內性侵了三次。我對於她感到十分同情，卻也非常驚訝，在講述的經過，我才發現所有的一切都與我的想像差距很大，我以為性侵都發生在晚上，在無人的街道上，施暴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陌生人，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。 我將這個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，許多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有過相同的經驗，人數多到讓我腦子一片混亂，而且她們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經歷。我明白我從來都沒有重視這件事情的核心問題，我想要了解別人究竟對我們做了多麼惡意的事情，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「放任」他去做。 我沒有被性侵的經驗，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樣，成長的經驗都伴隨著如此的威脅，而且多次保持堅決態度，拒絕跨越那道線。當我十九歲時，我對於愛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，我的防線並不是這麼清楚，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樣的遭遇，遇到不對的人，我無法確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樣處理的這麼好。 我拍攝這部片的其中一個理由，就是確信艾妲的故事並非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，而是程度大到成為一種社會現象。當我在拍攝此紀錄片時，好萊塢製片哈維·溫斯坦事件還沒發生，我認為要讓大眾聽到像艾妲這樣被認為不夠符合被害條件，而能夠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難度的。拍攝艾妲這樣的故事有時候會有太大迴響，而且我知道紀錄片必須要成功傳遞訊息，而又不能隱藏其中的暴力，也不能扭曲她所經歷過的現實。 要如何將這樣本質上毀滅性卻又屬於私密的經驗傳遞出去，受到的影響將會是如此巨大，卻又是無法公開的秘密？因為我希望不要將真實經過拍攝出來，而流於軼事或說教，因此決定採用另一種劇情虛構的方式，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，寫出那個人所詮釋的內容。故事的結構安排希望讓觀眾能夠循著艾妲的敘事，無法在一開始就判斷出來她遭遇到何事，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，甚至「強暴」一詞到電影後半才出現，因為越晚陳述清楚她的經驗，這個詞彙越被隱藏在描繪的現實裡。 我選擇讓艾妲僅僅是陳述故事，希望讓觀眾能夠自己去拼湊這個女子的影像，可以全是艾妲的樣貌，又或者不是她，我希望這個女子的臉是虛構的、普世大眾的，讓觀眾從頭到尾去想像她的臉孔。通常我們的同理心的產生會與此人的性格有關，而較不是他究竟經歷過或說了什麼，甚至有幾段我嘗試了不同詮釋方法。因此，我希望觀眾也能審視這套自我投射的機制。
